第三，如果今天仅仅是一种控诉，或者是一种控告，我认为没有问题，但如果是一种学术研究，学者必须站在一个比较中立、客观的立场进行分析和研究，我认为这一点，华女士可能还有点不足，希望以后能进一步改进。
当前，整个社会的关注点在于如何改善大杂院居民的生活状况，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我展示几张照片，是房主人真正回去了以后，结束了那种侵权状况，房主人自己会把自家宅院修复得舒适并且漂亮，对房主人本人来讲是找回了做人的尊严，而对社会来说是留下了一份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章立凡：应该也有对应的条款。大家看到血拆，我当时调查每一条胡同里拆迁都死十几个人，不是被打死的，而是因为生气，五六十岁以后一生气身体就出状况，死在病床上。这是北京市城区1951年换自民国地契的《房地产所有证》，右边有一个换字，从民国地契直接换发的。刚才展示的许崇德著作那一页，只是显示讨论中某些人的动机，至于宪法本身，它当然不具有没收公民财产的功能。你不了解，如果你真的接触到他们，如果你接触到他们每天生活的痛苦，那种无助，我不可能说话不带情绪。
实际死去的人很多，而且不光是死去，那么多的东西是没法说的，他把你整个的生活给毁掉了。中国大陆的私宅地，历史上一直是私人土地所有权。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7年第3期。
吴卫星：《环境权入宪之实证研究》，《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第77页。环境政治已经成为传统政治之外新的拓展领域。[39]参见吕忠梅：《中国需要环境基本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6期，第40-46页。[33]参见许志雄、陈铭祥、蔡茂寅、周志宏、蔡宗珍合著：《现代宪法论》，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86页。
关键词: 宪法 环境条款 规范构造 实施路径 一、环境保护：从社会问题到依宪治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多个国家曾饱受环境污染之害，为此，纷纷从政策与法律层面进行环境治理。陈海嵩：《宪法环境权的规范解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页等。
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不得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作者简介：张震，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See Naney K.Kubasek and Gary S.Silverman, Environmental Law(Fourth Edition),prenticeHall,2002,p.115. [28]陈新民：《宪法学导论》，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429页。二战以来，世界多国在宪法中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明确规定，典型的国家有泰国、印度、亚美尼亚、希腊、美国、德国等。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国家不再是消极的守夜人，相反，国家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和介入日益强化甚至发挥了主导作用。[39]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全面修改，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功能。现代宪法权利理论认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义务并不仅仅限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家也负有同样的义务。生活环境主要强调人的因素，生态环境主要强调自然的因素。
[58]同时，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并考虑到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现实需求，应秉持一定程度上的环境积极司法观。
自然资源具有公共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基于私的利益进行侵占和破坏。吴卫星：《公法学视角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1页。
例如，日本早期为了应对公害问题，制定《公害对策法》以保全生活环境为目的，而1993年《环境基本法》的制定则实现了从公害对策到环境管理的转变，将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基本目的。《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和保护强调了环境保护的第一层次目标，即维持较适宜的环境。通过这次会议，高层决策者认识到中国同样也存在着环境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党的十八大、三中、五中全会公报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均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蓝天不应该成为奢侈品的社会共识，促使国家必须全面提升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工作力度。
但不能替代民法和环境法。据光明网报道，雾霾成为2013年度关键词。
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页。强调国家在环境保护中处于无可替代的首要地位，对国家权力行使的内容和方式等均有明确的指向性要求。
[24]这种维持性保护具体包括三个方面：（1）排除现存的对环境的损害。但是公民亦有配合国家和主动做出改善行为的义务。
就环境保护而言，基于典型公益性、集体性特征，国家应当是首要的职权主体和责任主体。[24]参见宫文祥：《中国环境法制战略突破口的另向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30页。以雾霾为例，原本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今天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日常生活概念。而宪法是以人为中心并保障人的尊严和生活的法律，自第一部成文宪法开始，人就成为宪法的主体。
积极维护义务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中属于中等程度的要求。[32]参见陈新民：《宪法导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29-432页。
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自由裁量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因此，从满足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需要角度看，行政机关无疑是环境保护中的最主要责任主体，这意味着行政权应尽可能主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实现环境治理的实效。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内容及目标的认识也不断提升。
[3]法律控制是对环境行为实施约束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控制。2.环境条款属于基本国策 严格意义上讲，国策原本属于宪法以外的范畴，但自魏玛宪法以来，规定国家发展指针的国策条款，形成对国家政治发展一种前瞻性的期待成为一种趋势，基本国策成为宪法中国家机关和人权规定以外与前两者对应的第三种结构。
宪法第33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当然，组织和鼓励所指向的直接行为是植树造林，保护林木，一方面表明了国家对林业资源的重视，另一方面，不能理解为国家的环境积极治理仅限于林业方面。从早期强调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到对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考量，进而重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22]参见前引[4]，原田尚彦书，第3-8页。
宪法学界普遍认为，宪法条款是否产生法律效力要看该条款中是否含有宪法规范。[28]因此，从传统的宪法规范内部结构的国家与公民二元主体的角度看，国策条款可算做是宪法规范的外部结构。
从主体上看，既包括国家，又包括公民和组织。改善强调了环境保护的第二层次目标，即追求更良好的环境。
陈军：《论环境国策的宪法效力》，《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23页。但需要注意的是，对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分析不应仅局限第9条和第26条的条文本身，还应关注宪法环境条款产生的历史条件，在宪法文本中的结构位置及其规范属性，甚至其他宪法条款对环境条款的规范供给，它们共同构成宪法环境条款的内外规范结构，并深刻影响环境条款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实效。
